○34《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关于苏格拉底是否支持子告父，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也可以请教中西方古希腊哲学的专家。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

除为直接参政而抗争之外，儒家有其言责，批判与主动建言，为广开言路而抗争。再次，是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8]在这一准备时期，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准备？郭：第一，澄清与批判五四以来，1950年代初期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的一些对儒学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五经、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柢，需要培养青年学子学习、研究。实际上孔仁孟义、礼乐文明不仅不构成中国人走上现代的阻碍，相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助力。

我相信您得知此事后，一定会感到很欣慰，请您就此谈谈想法吧。朝廷权力有限，地方自治权，宗族、家族自治权，士绅在民间社会的作用，相应比较大，宗族、家族对个体自由有限制、束缚的一面，也有保护的一面。仅有的一些理论构造，也惟欧美之马首是瞻，在欧洲人、美国人为着解决自身问题而设定的议题中打转，而与中国的现实基本脱节，也与汉语思想传统脱节。

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徒，并依据基督教教义来抨击儒家，也强化了儒者对自由主义的不满。儒家不仅在生活层面上复兴，也将在思想层面上复兴，从而将对中国大陆未来的观念、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官方儒家非常活跃地参与国内外的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参与所谓文明对话。而要完成前一项任务，自由主义就必须对过去一百年的反传统的传统立场进行反思，并与传统和解，当然，主要是与儒家和解。

而孔子雕像立而又废，更为戏剧化地表明了当局对孔子、对儒家的深层态度。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意识型态，大陆当局虽然已经获得了统治权，却始终具有强烈的敌我意识。

这样的敌我意识让稳态的现代国家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同样如此。他们绝不满足于为现有政体提供论辩。可惜，由于种种历史机缘，康有为的努力没有成功，儒家最终确实成为游魂。

因此，任何统治权，惟有在回归儒家之后，方可获得足够的道德和历史正当性。而由于儒家在中国性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因而，儒家的复兴更为普泛。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具有构建现代国家的意志。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

历史地形成的儒家将塑造最为基本的精神与社会秩序，塑造一种共同的命运感，这些将构成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基础。这样的秩序很自然地包括精神秩序。

这种影响很有可能促成大陆佛教教义和组织型态经历一次大转型。这样的国家显然不是一个常态国家，它被置于一种最为深刻的紧张、冲突之中。

比如，蒋庆所提出的乃是一个三院制的议会主义宪政方案，而康晓光的儒家宪政方案也并不拒绝三权分立与民主制度。这种怀旧情绪在理论界的表达，就是毛左派。传统上，儒家并不是一种宗教，儒家并无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神教教会组织，如基督教会。第三，胡温执政之初又提出和谐社会理论——这意味着，甚至在社会领域中，当局也准备放弃斗争的观念。蒋庆的著作在大陆的出版面临困难，因为他具有真正的儒家信仰，而任何一个真诚的非官方信仰，在当局看来都是危险的，会直接冲击官方已经七零八落的意识型态。当局目前所关心的唯一事情乃是维护统治权。

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孔子雕像的高度是九点五米。这样的论说看似机智，实则错得离谱。

每天，无数人穿行在这条道路上，只要一转脸，就可以看到孔子。1990年代后，官方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

它们不过对经济增长战略提出了多变而模糊的设想，缺乏宏大的历史哲学和伦理学支持，因而不具有意识型态的魅惑。自由主义者对于当局和思想界的这种努力相当警惕，并因此而强化了——其反对儒家的心态。

对这三个群体，当局采取不同态度。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众多毛左派也高调反对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雕像。本来，在中国大陆的各种意识型态中，再也没有比自由主义与毛左派之间的对立更为直接的了。比如，于丹依靠讲《论语》而让很多人发现了儒家思想作为现代人的心灵鸡汤的功能。

但是，毛左派毫不留情指出了这种做法与官方意识型态的根本冲突，他们发出强烈的抗议，迫使当局作出了悄然移走孔子雕像这一大大失分的决策。因此，对于任何可能替换其意识型态的倾向，大陆当局都保持着警惕。

在上述两类人之外，另外有一些人士，在曲阜教堂事件中，他们自称儒者或儒教信徒。儒家如果不被妥善处理，进入新秩序中，建国事业就是漫无目的的冲撞——这也正是过去一个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型态。

比如，1990年代以来的市场自由主义与官方主流理论共享着物质主义的伦理——其实准确地说是反伦理——前提。毛左派与儒家爆发了第一次重大的正面冲突，这种冲突的烈度，远远超出了自由主义与儒家的争论。

1990年代初，经过短暂潜伏的毛泽东崇拜和毛思想就再度复兴了。也就是说，大陆当局恐怕不大可能完成其常态化转型，几乎不大可能完成与儒家的和解。凡此种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按照传统王朝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转换路径，走出革命党的意识型态牢笼，回归常态化的治理，包括部分地接受儒家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受基督教快速传播和自由主义反传统立场的双重刺激，推动儒家之当代复兴的若干人物，似乎表现出制造和强化与他者对立的倾向，为此，这些人士也有意强化其宗教性的元素，儒教概念之提出，是与此有关的。

当局试图寻找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因而强调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中国文化等等符号，并赋予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这样的经济增长型态完全不同于正常国家。

人们通常据此认定，儒家是支持专制的。然而，到头来，孔子学院只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教学机构，而并没有传播孔子的实体性价值理念。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当然是这一切思想、社会运动的主要策动者。这一宗教复兴运动从19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